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典藏微信公众号。作者：王芷岩
段勇
人物简介
段勇，北京大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博士，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司长，现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出版专著《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当代美国博物馆》《明清皇宫紫禁城》《乾隆“四美”与“三友”》《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当代中国博物馆》和译著《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以及50余篇专业论文和学术文章。
段勇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与博物馆结下不解之缘，并热切投身于中国博物馆事业。他的研究兴趣从器物研究和文化遗产研究扩展到博物馆理论和实务研究。理论与实践结合使他能够深入、全面审视中国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并形成个人思考。本次专访，笔者深深感受到了段勇对他为之服务了半生的博物馆事业的热爱，以及他为探寻中国博物馆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
司母戊鼎，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1985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的是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1989年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正好赶上历史博物馆在俞伟超馆长带领下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全面修改，即把过去图解教科书式的展陈模式改为以文物来反映中华文明历史的新模式。如当时提出“充分利用历史文物直观、形象的特点，减少文摘、书照、图表、文字及美术作品，发挥博物馆语言的优势”“挖掘馆藏文物，加强征集，补充、更新一部分文物，改变文物展品长期不变的局面”。我作为工作人员得以亲眼看到甚至亲手触摸过去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司母戊鼎、四羊方尊、虢季子伯盘等中华祖先的神圣遗物，这是非常难得的神奇体验，让我感到很幸福。这跟我在硕士、博士阶段学习考古，并将青铜器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有很大关系。
四羊方尊，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91年我进入国家文物局。当年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要从文化系统每个领域各抽调一个人，组成材料写作组。我经组织推荐，代表文物博物馆系统被抽调过去参与材料写作组，前后工作了半年。这项工作结束后，我被国家文物局留下，一开始在人事处从事干部考核和职称改革工作，后在科技教育处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国家文物局虽然不能直接接触文物，但有机会经常看各种展览，了解整个行业的新动向。
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我考取硕士研究生并取得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取博士研究生并取得博士学位，硕博均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专业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硕士是以在职身份全脱产读的，博士有些特殊，在单位和学校支持下，人未离职，但我考的是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博士生，三年读完，不属于在职博士生。单位尽量给我提供方便，但我仍属于全职工作人员，只能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比较辛苦。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硕博导师李伯谦先生，他为了迁就我的时间，特地将专业课放在晚上讲。我读硕博期间参加过考古实习，但并没有从事太多考古实践，主要做器物学方面的研究，硕士论文研究龙纹，博士论文将其扩展到兽面纹、夔龙纹和凤鸟纹三大纹饰体系。我研究青铜器纹饰，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另一方面青铜器及其纹饰，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有“狞厉之美”，非常神奇，而且我总觉得纹饰一定有特殊的含义，如果说青铜器铭文是解开青铜时代的钥匙，那么青铜器纹饰就是青铜时代的密码。
2002年我很幸运入选参加国家文物局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合作开展的“中国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赴美研修项目”，这一项目组织得很精心，使真正想研究博物馆的人能够有很大收获。我用半年时间考察了美国各类代表性博物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为代表，研究它们如何运作，重点挖掘博物馆“后台”的内容。在考察过程中，我感受到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博物馆存在的差距，比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志愿者有几百人，一年做一两千场活动，博物馆已成为大众学习、休闲的重要场所，并且社会人士对博物馆捐钱、捐物，这些对于当时中国的博物馆是难以想象的，也促使我更加努力学习美国博物馆的先进经验。我白天实地考察，晚上整理资料，回国后报告基本成型，一两个月就完成了《当代美国博物馆》一书的文字内容，之后配上图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对美国博物馆的管理阶层、组织结构、运作机制、业务流程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都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进行了深入分析。整体内容和架构较为完整，给当时正处在大发展前期的国内博物馆同行提供了有用的参考，但由于时间仓促，不少内容没有充分展开，本来可以再丰富一些的。
《当代美国博物馆》封面
2003年我被调入故宫博物院，开始在院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后来担任外事处处长，负责对外交流与合作，主要策划推动了故宫博物院与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世界四大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希望形成某种“五大博物馆”机制。
另外，故宫博物院的外展是由外事处牵头，会同相关业务部门如书画部、器物部等，以及文物管理部一起，外事处负责外展的联络、谈判与协调工作。我担任外事处处长期间参与的最重要的涉外展览是2005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盛世华章展”，从2005年11月展至2006年4月。该展是配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英国而举办的，由英国方面主动提出，因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王夫菲利普亲王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赞助人，该学院在70年前曾经举办过来自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即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期间中国官方派去的首个大型高等级文物展，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反响和后续影响。
“盛世华章展”展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康、雍、乾三朝的收藏，包括书画、玉器、青铜器、瓷器等400多件文物，向观众展示了三位皇帝在不同场合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这次展览的谈判时间短、过程艰苦，但效果很好。策展人是英方，由他们设计展览大纲并挑选展品。开幕式上胡锦涛同伊丽莎白二世为文物展剪彩，之后一起参观展览。胡锦涛以主人的身份为女王讲解，女王在参观过程中对文物珍品丰富的艺术及文化内涵表示赞叹。胡锦涛回国后曾说：“一个好的文物展览的作用能超过一个优秀的外交官。”
段勇参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酒会
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百灵顿堂（Burlington House）举行。该展览由英方发起，中国政府响应，运送了近1000件国宝级文物到英国，其中700件来自故宫博物院，此外还有流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文物，共计送展3080件，展品包括青铜器、瓷器、玉器、漆器、景泰蓝、织绣以及书画作品。
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方把最顶级的国宝送到国外展览，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概括主要集中在外销瓷。本次展览使西方社会和学术界第一次看到量多质精的中国国宝级文物，引起了西方社会和学术界对中国艺术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郎世宁，《平安春信图》轴，清雍正，纸本设色，68.8×40.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盛世华章展”展品
2007年我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主要分管展览部、宣教部、文保科技部和法律处、审计室。
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作为负责人督办了三大项目：
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来华参加开幕式和访问的国外元首和政府首脑很多，但是故宫博物院没有为此清过一次场、闭过一次馆，全都是小范围移动式警戒，警戒圈之外普通观众是可以参观的，“扰民”程度最轻，许多观众看到有外国政要一起参观也很高兴，我认为这种方式对各方面都很好。我还与故宫宣教部一起策划组织了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的首次观众调查，对故宫观众结构有了比较详实的数据。前不久中央台播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受欢迎，工匠精神引起广泛关注，我在分管文保科技部时也曾策划拍摄《故宫绝活》，着眼于传统文保修复技艺本身，重点从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教学资料片的角度拍摄，但形式过于保守，不像《我在故宫修文物》拍得那么美、那么有趣。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
故宫博物院接待残奥会运动员
《乾隆“四美”与“三友”》讲述了乾隆收藏的“四美”——《女史箴图》《蜀川胜概图》《潇湘卧游图》《九歌图》和“三友”——《梅花合卷》《君子林图》《十八公图》，七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历代题跋、流传经过，以及对当年乾隆皇帝用来收藏画作的“四美具”与“三友轩”进行研究。这七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涵盖了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科，在四美具和三友轩建筑物于1926年被一场神秘的大火烧毁后，其历史渊源被忽略了，段勇将这两个被遗忘的绘画群体重新提出，对文物、历史和宫廷文化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段勇谈及本书的研究起源，“乾隆皇帝设三希堂珍藏三件他所珍爱的法书作品，除了书法，乾隆皇帝最喜欢的绘画是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了乾隆珍爱的四美与三友”。段勇对这本书很看重：“我一直喜欢绘画，绘画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我研究它也和研究青铜器纹饰有关，绘画和纹饰都是图像。这本书主要从文化史角度来研究，凝聚了我对相关绘画的研究心得和成果。”
2010年我调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司长。博物馆司主要负责全国博物馆的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兼管社会文物和科技保护。两个常规重点工作是举办每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和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评选。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工作经历，对此工作很有帮助。
2010至2017年担任了七年博物馆司司长，我感觉很幸运，因为这七年正处于中国博物馆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博物馆自2008年免费开放之后，在经费投入、业务拓展、社会影响方面有很大提升，举办了各种展览、社教活动、研讨会等，也是国际化速度最快的时候。这七年间我公开发表的文章比较少，参与讲座和研讨会比较多。
学术上的突破是不再局限于研究像故宫博物院之类的传统博物馆，而是主要关注民办博物馆和新形态博物馆。前者是我一直关注的对象，也一直是当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热点；后者是当时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希望拓展的领域，比如生态博物馆、工业遗产博物馆等，我现在的兴趣仍在这方面，因为觉得这是博物馆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与方向。虽然生态博物馆现在处于低潮，但它的理念是对的，强调整体保护、原生保护、活态保护和自我保护，相信生态博物馆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定能在我国生根、开花、结果，并为我国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贵州地扪生态博物馆
2017年我因工作需要和个人意愿调到上海大学工作，在负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同时，更多地思考大学博物馆的发展问题。中外最早的公共博物馆都孕育于大学，比如英国的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和中国的同文馆博物馆，因此大学博物馆其实是博物馆大家庭中的“长女”（“长女”比“长子”更能反映大学博物馆的特点和性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长女”后天发育不良，比如中国的大学博物馆，因为不属于大学的“标配”而未能享受到教育事业大发展的红利，又由于大多不是独立法人没纳入博物馆主管部门的正式名录而难以享受政策和经费支持，从而在我国当代博物馆大发展的潮流中处于相对落寞的境地。我认为大学博物馆的正确出路在于扬长避短，发挥自身学术研究优势，运用自身的独特资源和环境举办一些前沿实验性的、探索小众型的、跨界反常规的展览和研讨会等活动，确立自己在博物馆行业的超脱和引领地位。
四川大学博物馆展厅
我国强调保护博物馆藏品图像的知识产权，不要滥用博物馆的图片，但是欧美一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已经提出博物馆的文物属于公有，要公开，甚至也有私人博物馆将藏品图片共享，我国这方面也在慢慢改变，如故宫博物院官网上可以看到藏品图片。
高校师生为做研究申请看博物馆藏品在国外已经形成行规，常态化了，一方面不会因申请看库房藏品的人过于集中而给博物馆造成压力，另一方面博物馆一般也会乐于接待，两者形成了良性互动。我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惯例，博物馆因担心文物安全通常不愿接受高校师生的申请，因接受申请者看文物便会有一大批师生提出申请，形成恶性循环，会给博物馆造成很大的压力。行规是要慢慢形成的。
博物馆理论与实务研究是对博物馆的陈列、展览、社教等的研究。美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是研究本馆的馆藏，即藏品业务研究，不研究博物馆学，博物馆学研究设在高校。我国博物馆有博物馆学研究，研究者主要是馆长和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另外，中国高校对博物馆学专业很重视，并且高校博物馆学专业的师生群体一直是中国开展博物馆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我觉得相比于博物馆内的研究人员，学校师生研究博物馆学的优势为能够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但实践方面可能有点不足。
当今中国博物馆在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非常国际化。社教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亲子教育和主题教育等。这些活动受到了大众喜爱，如上海博物馆的讲座名额都基本秒光。然而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不平衡：大众和小众的平衡问题；农村和边远地区服务问题；为残障人士服务问题；老年人服务问题，如故宫博物院把门票改为网上预约，可能会有老年人不知道怎么操作。此外，现在博物馆的社教与社会上其他教育机构有些合流，因其做得比较专业，并且不收费或者少收费而吸引更多的人。需要注意的是，藏品是博物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博物馆的社会教育项目要依托于藏品，否则将来与社会上的教育机构处于同一平台时，竞争优势就没有了。
学生参观建川博物馆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博物馆的发展经历着这样一种循环：从内在的藏品研究过渡到展览，最后过渡到对外的社会教育。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46年创立，创立后颁发的文件和研究主题都是关于博物馆藏品的收藏和保存的，发布的第一个专业文件就是关于博物馆藏品征集伦理的。20年后研究主题变为展览，欧美博物馆探讨用自然光好还是艺术灯光好，用全封闭的展厅好还是敞开的展厅好。又过20年关注点就变成了社会教育，甚至把教育视为博物馆最主要的职能。
现在国际博物馆界的关注点似乎又回到藏品，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深圳举办的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的主题就是藏品征集和保管。我国博物馆的发展也是这样，只不过每个阶段比西方略晚而已，现处于重视社会教育阶段。教育活动过去是附属于陈列展览的，现在很多社会教育活动特别是面向少儿的活动，常常脱离陈列展览而独立存在，许多家长带孩子到博物馆就是专门参加活动，不看展览。
中国2002年加入WTO之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增强，国有博物馆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对于博物馆工作人员来说，他们不用自己筹集经费，可以将精力放在研究上，但考虑到博物馆的长远发展，我认为应推行理事会制度。从2003年起我多次倡议在我国民办博物馆领域引进美国的博物馆理事会制度。2015年前后国家推行事业单位改革，博物馆理事会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当时很兴奋，觉得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机遇，积极参与推动。可惜由于人事、财政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不完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虽然后来全国也有不少博物馆号称建立了理事会制度，但实际上没有一家达到国务院设定的“决策和监督机构”标准，均停留在顾问、咨询机构层面。也许还是应该先从民办博物馆开始推广完善，再到行业博物馆，最后覆盖国有公共博物馆。
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得到国家拨款，不用自己运营，并且建设博物馆能体现政绩，因此出现建博物馆热潮。一些博物馆确实是先建馆再找藏品，违反了博物馆建设规律。另一方面，虽然这种博物馆建得有些超前，但将来也可以充分利用，发挥博物馆的作用，比如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虽无藏品，却成功举办了一系列深受大众欢迎的展览。对于这种现阶段没有藏品的博物馆，可以通过募捐等途径积累藏品，从办展和做活动做起，例如举办图片展和亲子教育活动等，增加其社会影响力，传播文化，尽量实现博物馆的职能。
解决上文中提到的问题；博物馆的服务对象要均衡，不要只照顾到年轻人和小孩，也要照顾到老年人、残障人士和偏远地区的民众；不要只关注大型博物馆，应该建设更多各具特色的中小型博物馆；博物馆要融入民众生活，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来源：《典藏》微信公众号
作者：王芷岩
图片来源：段勇、《典藏》资料室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8年5月号
原标题：《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专访上海大学副校长段勇谈其热爱的博物馆事业》
编辑：Mark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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